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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1月，石油价格飙升让沙特阿拉伯坐拥数十亿美元资金，这个沙漠王国竟委托进行了一项异想天开的研究——将1亿吨重的南极冰山拖到5000英里外的红海。

　　一位参与工程师形容这个想法“令人恐惧”，称其规模“远超专家们的任何经验范围”。这个疯狂计划背后，隐藏着沙特对淡水资源的极度渴望，更揭示了一个王国如何通过环境工程来巩固政治权力的深层逻辑。

　　时年41岁的穆罕默德·费萨尔亲王——沙特国王的侄子——对这个项目充满狂热。他个人投资数百万美元创建了“冰山运输国际公司”，唯一宗旨就是向缺水地区运送冰山。

　　他向《纽约时报》夸口：“拖拽冰山比石油更赚钱”，自信能从南极廉价输送饮用水。

　　亲王的技术团队计划用18英寸厚的塑料包裹冰山，以抵御阳光和海水侵蚀。他们设想使用世界最强大的拖船——与引导石油超级油轮同款——来完成这次史诗般的航行。

　　1977年10月，他个人出资将一块万年“蓝色迷你冰山”从阿拉斯加运至爱荷华州立大学，供冰山利用会议观摩。当地居民凿下冰块作纪念品，一对夫妇甚至计划用其在派对调制鸡尾酒。

　　专业人士却普遍质疑。美国陆军寒区实验室专家警告：“一旦到达赤道以北，你的拖绳末端将一无所有。”除了费萨尔，没有其他沙特重要决策者与会，这已预示了项目的命运。

　　费萨尔被证明是个糟糕的赌徒。在创立冰山运输国际前，他曾任王国海水淡化项目主任，却为追求极地野心而辞职——这是个致命失误。

　　当权者从未认真考虑拖拽冰山。当费萨尔在爱荷华竭力推销时，沙特政府已拨款150亿美元建造数十座海水淡化厂。

　　第一座工厂建在红海岸边的吉达——该市长期饱受淡水短缺之苦。吉达工厂由美国内政部盐水办公室设计，可口可乐子公司承建，1970年完工。

　　无论选择海水淡化的原因为何，价格和规模显然不是决定性因素。将海水转化为饮用水历来昂贵——1970年代单厂建设成本就达数亿美元，运营费用更是惊人。

　　但到1970年代末，沙特两者（资金和能源）皆备。水资源匮乏的沙特，用石油——20世纪最重要能源——弥补了先天不足。

　　沙特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石油储量，轻松满足全球与国内能源需求。他们用石油驱动耗能的海水淡化设施，实质上是在将石油转化为水。

　　淡水需求对沙特而言生死攸关。这片土地没有自然河流湖泊，900万居民主要依赖不可再生的远古地下含水层。一旦耗尽，水资源将永远消失。

　　在1975-1980年五年计划的1420亿美元预算中，水利支出与教育持平。但这远非单纯的资源寻求。

　　寻找、制造和提供水，在石油繁荣鼎盛期成为一种政治恩惠形式。水不是唯一焦点——沙特随后投入850亿美元补贴小麦农业，不顾恶劣气候，最终成为世界第六大小麦出口国。

　　水和农业成为沙特统治者重新分配石油财富的两大渠道。尽管成本高昂，这些环境项目提供了在国内兑现石油财富的途径。

　　石油财富再分配服务多重目的：奖励忠诚者、丰富皇室成员、抵御批评与革命。沙特人用石油财富交换对权力的无情掌控——与人民的“魔鬼交易”。

　　民众压力持续存在，统治精英建立了一个封闭政治体系，臣民权力有限，为维护自身利益付出沉重代价。

　　1940年代以来，石油财富润滑了这一体系，提供足够资本维持王朝与专制冲动。石油繁荣带来的财富新水平进一步巩固了沙特专制主义。

　　沙特政治权威的历史源流复杂。王国建立在征服与暴力之上——20世纪前三十年，沙特家族通过血腥战役征服阿拉伯半岛。

　　但暴力和宗教不足以保证长治久安。他们寻求其他方式制度化权力、建设现代国家，其中关键就是控制半岛自然资源，包括持续努力管理与改造环境。

　　早在国家巩固前，环境在沙特政治推理中的地位就已显现。在征服半岛的战役中，沙特人用水、土地和农业激励军队。

　　大多数“伊赫万”（兄弟会）战士来自阿拉伯中部的前游牧部落。他们加入沙特帝国项目，部分源于宗教狂热，但更重要的是，政治当局承诺提供水源和肥沃农田。

　　作为交换，沙特领导人命令伊赫万在永久农业社区定居，放弃游牧生活。政治意图明确：定居军队更易动员、监控，并在叛变时打击。

　　伊赫万最终成为糟糕的农民，在王国巩固后放弃了定居点。但实验表明，沙特人天生擅长利用环境实现政治目标。

　　石油财富缓解了掌握环境的财务成本。1933年与美国石油公司的协议带来财政支持；1938年商业数量石油的发现，保障了未来财务安全。

　　但石油以更根本的方式强化政治权威。石油是块磁石，吸引全球人才——其中最政治影响力的是前来勘探石油和建设基础设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专家。

　　沙特领导人借助他们的专业知识绘制非石油自然资源地图。通过技术任务和石油连接的专家网络，帮助沙特政府实现环境与政治野心。

　　整个20世纪，科学家、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帮助塑造沙特政治制度基础机构，从国库、军队到农业和环境规划。他们监督王国物质基础设施建设，从灌溉网络、水坝到道路和城市。

　　知识生产与基础设施建设同等重要。高薪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担任政府顾问，甚至领导关键机构。他们生产关于水资源、土壤盐度、农业的海量数据，并提出管理建议。

　　他们的努力塑造了领导人思考自然资源和依赖资源的人的方式。沙特政府既了解土壤类型，也了解农民——这些信息对寻求更直接维护权力、连接臣民与中央的政府至关重要。

　　尽管环境被视为被操纵对象，但为利用和工程设计环境所做的工作，本身塑造了政治权威。

　　现代沙特国家既是命令自然与社会努力的结果，也是驱动它们的引擎——即使许多发展项目成为技术灾难。正如20世纪全球情况，即使失败，技术也服务政治目的。

　　沙特阿拉伯不仅成为石油国家，更成为现代技术国家——科学、专业知识、科学服务和技术能力定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结果是强大的技术中央权威，它使用科技作为权力工具，却同样依赖它们维持政治权威和可信度。

　　沙特专制主义更多是命令自然与社会努力的结果，而非建国时的政治秩序特征，或伊斯兰、神职人与阿尔沙特特殊关系的产物。

　　科学和专业知识也影响政治当局如何“看见”社会——官员和技术官僚拥抱量化、科学管理原则，追求使自然和社会清晰易读。

　　沙特领导人相信，掌握环境会转化为国内外可信度，使政府对臣民和邻居合法化。他们大力宣传环境力量，承诺始终做得更多。

　　早在1950年代，政治当局就赋予自然、技术及工程师和科学家工作以意义和价值。他们推广科技与发展作为沙特民族的关键标志，以及绑定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合同组成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赋予技术意义的努力填补了伊斯兰教的不足。尽管领导人希望并声称如此，伊斯兰教在沙特并非统一力量——王国在文化和宗教上并不统一。

　　许多臣民对官方宗教严格性不满，宗教在一些社区使沙特权力合法化，在其他社区却造成疏远。

　　尽管努力，政府未能培养广泛的民族归属感，反而成功提高了臣民期望——他们认为应获得更多技术物质支持、更好国家计划，以及更多获取石油财富的机会。

　　通过专注捕获资源和发展环境，政府使环境成为公众关注对象。在石油和水资源丰富的东部省，居民敏锐意识到中央当局将水、土地作为政治工具。

　　结果，许多沙特承诺落空——并非所有人都从国家慷慨中受益。这在东部省最为明显，那里对国家处理石油财富和环境发展的失望催生了激进伊斯兰主义和革命。

　　沙特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现代国家构建往往隐藏在对自然的改造工程中。

　　当沙特王室选择将石油财富投入海水淡化厂而非政治制度，投入小麦农场而非公民社会时，他们实质上选择了通过技术而非政治改革维持权力的道路。

　　这种技术治理模式短期有效，但长期创造了依赖石油收入和技术方案的脆弱平衡。技术永远无法完全替代政治——国家长治久安最终要建立在公民认同和参与上，而非仅靠工程奇迹和技术统治。

　　在面临气候变化和资源短缺的今天，许多国家都可能面临类似抉择：寻求技术解决方案，还是进行更深层政治经济改革？

　　沙特的经历警示我们：真正的可持续性不仅关乎环境资源，更关乎政治社会平衡。当水变成政治工具而非基本权利时，任何技术方案都只是暂时缓解，而非长久解决之道。天富用户注册